2025年10月15日至17日，由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中国博物馆协会华侨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福建省侨联、泉州师范学院主办，泉州市侨联、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承办的中国博物馆协会华侨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全体会议暨2025华侨文化遗产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泉州召开。来自广东、福建、北京、浙江、山东、黑龙江的华侨博物馆专委会会员单位代表，以及来自北京、福建、广东等文博机构、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110余人参加此次盛会，共同探讨华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前沿理念和实践创新。
在交流发言环节的“可移动文物”专题中，山东华侨博物馆馆员石良以“一战华工历史研究与文物保护”为主题进行探讨，并表示一战华工历史是中西方共同的历史，它是世界史的一部分，更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随后，他以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研究背景，讲述英法两国在1916年的5月和10月分别在山东的威海、青岛设立交通基地，并向济南、淄博、潍坊等地逐渐蔓延。石良表示，一战华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历史选择性遗忘。近年来，随着历史视角的转变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越来越多欧洲国家的相关机构开始还原这段历史，促使山东华侨博物馆在省内以及海外广泛走访，收集具有参考价值的华工记载史料。他认为，作为华工的家乡人，铭记华工路线是山东的职责所在。在百年后的今天，研究华工历史，讲述华工故事，缅怀华工贡献，就是要以实践开创未来，共同开展交流合作，加强沟通，促进民心相通，深化民间友好，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馆员刘伯孳围绕侨批信局历史展开，重点梳理了鲤安信局、南鲤信局的发展历程与业务细节，同时探讨了相关侨批遗存的历史价值。随后他以“1946年1月16日晋昌信电汇单”为例，阐释了岷南川信局与泉州鲤安信局分局的汇兑往来以及泉州商行与南鲤信局存在特定的汇兑模式，并在“1946年5月11日菲律宾柯子颜行泉州分行的商业信函”中体现出当时商业的互动细节。此外，刘伯孳还提到了相关的闽南传统建筑，这是一处完整的民国建筑遗存，其空间布局与建筑技艺均展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和传统艺术价值。他表示，鲤安信局的商业往来不仅展示了跨国商业的成熟运作，还体现出了汇兑与贸易的深度融合。该局在多个地区成功构建起了跨国网络，成为金融发展时代的标志性存在。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罗佩玲以“近代广东侨乡契约文书所见人口跨国流动与社会变迁”为核心切入点，探索人口跨国流动及其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她指出，此类契约文书由侨乡民众为出国谋生而订立，语言兼具粤方言与外来词汇特色，不仅多为未经官方认证的白契，且签署主体常为侨乡留守女性，具体涵盖土地买卖、借贷契约、分家阄书、女性署押契约等。在人口跨国流动的驱动逻辑上，罗佩玲分析，国内层面的推力来自人口压力与鸦片战争的双重冲击，国际层面的拉力则源于美国劳动力市场需求、“淘金热”浪潮及铁路建设的用工缺口。而这一流动对侨乡社会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两方面：经济上，侨汇成为关键纽带，推动土地流转形成“以土地变现支撑出国—以侨汇回流购置产业”的闭环模式；社会结构上，妇女留守成为普遍现象，催生出“女子当家”的局面，女性既参与土地交易，也面临婚姻选择受挤压、财产权利受限制的现实困境。研究现状显示，广东侨乡契约文书在搜集、出版和数字化方面的成果相对薄弱，与徽州、清水江等地的研究存在显著差距。她最后强调，广东侨乡契约文书是解读近代人口跨国流动与社会变迁的核心史料，未来需重点加强资料搜集力度与数字化建设工作，以推动相关研究深化。
黑河旅俄华侨纪念馆馆长初丹围绕“黑河旅俄华侨纪念馆文化遗产IP开发及社会教育应用”展开交流。她指出，黑河旅俄华侨纪念馆凭借其百年建筑、丰富的陈列展览以及珍贵的馆藏文物三大特色资源，成功构建出独具一格的文化遗产IP。首先，在IP开发方面，原创以新中国留苏学子为原型的“华宝、侨丫”两大形象，巧妙融入纪念馆建筑符号与馆藏文物元素，将抽象的“爱国爱乡”精神转化为可视可感的视觉符号，成功拉近与年轻群体的距离；同时依托侨史脉络与馆藏细节，打造多场景文创矩阵，产品暗藏“侨史密码”，以“文化+特产”模式扩大IP影响力，为企业注入文化附加值并实现互利共赢。其次，在社会教育实践方面，纪念馆以“科技+艺术”双轮驱动，硬件借助数字展柜、动态影像实现文物故事交互，软件融入情景短剧、红歌等艺术形式，打造“视、听、情”三维体验，推动教育从“知识传递”升级为“精神浸润”；创新“1+1+N”社教模式，开发《百年初心·万里茶路》等特色课程传递华侨精神；同时整合周边红色景点打造“边境红色研学之旅”，推进“馆校共建”，开发校本课程、组织高校志愿活动，开展校园“五维互动”思政课堂，促进红色文化在多元场景高效传播。
在交流发言环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中。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陈敏红围绕“声心俱在：南音在东南亚的传播与身份认同”为主题进行分享。首先，陈敏红教授介绍了南音的历史渊源，南音被誉为汉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活化石”，在2009年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她指出，在其研究过程中南音并不是表演的一种形式，而更多地是反映闽南人日常生活的一种音乐样态，南音以泉州为发源地，随着人口流动走到了东南亚各地。她通过南音社团进行设问，在一则侨批记录中得出南音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方式与路径。其次，南音在东南亚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其载体经历了从黑胶唱片、广播到数字化的演变；展演形式也从静态的“坐”逐渐向“立、行、演、融、跨”等动态现代性叙事转变。同时，南音实现了现代化的蜕变，在保留闽南生活仪式展示的基础上，通过艺术跨界融合、主体国族化及价值普世化，南音不仅成为闽籍侨胞寄托乡音乡情的桥梁，更成为沟通祖先的载体，形成了“声心俱在”的认同。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副教授刘计峰以“中马联合申遗语境中马六甲送王船的意义再造”为主题，围绕王爷民间信仰的历史由来以及送王船广泛流传于闽南、中国台湾和马六甲等沿海地区展开讨论。18-19世纪王爷信仰随闽南人下南洋进而传播到南洋，并在马六甲等地落地生根。随后，刘计峰提到其发展历程曲折，1933年马六甲送王船声势浩大，后因马来西亚族群政治变化并强调自身政治权威和经济特权，推行“马来化”国家文化，因此送王船等华族信俗活动一度消失70年。华社曾联合提交《国家文化备忘录》抗议，积极重建推广华人文化。在马来西亚族群政治变迁与“2020宏愿”的时代背景下，送王船这一华族信俗迎来了发展的契机。它乘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浪潮，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与民间的积极推动下，于2013年成功入选马来西亚国家非遗名录。此后，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中马两国于2020年联合申遗并大获成功。这一历程不仅使送王船从华族信俗升格为国家文化瑰宝，更跃升为跨国共享的文化遗产。如今，它已成为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象征与国家形象的代表，有力推动了华族文化复兴、跨国遗产实践与人文交流，为中马关系注入了宝贵的民间智慧，也为自身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开辟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研究员罗杨围绕“茶山与海国：安溪侨销茶的文化遗产研究”课题来展开分享，主要分为安溪茶史和移民史的相互关联、独自衍生出的非物质和物质文化遗产两部分。她介绍到安溪是我国著名的茶乡，它在茶叶品种、茶树种植以及制茶工艺三方面都对我国的茶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追溯至明代，安溪首创的整株压条与短穗扦插技术，确保了优质茶树的代代相传，并远播印度、日本。其独创的乌龙茶半发酵工艺，不仅奠定了中国六大茶类的格局，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基础上，“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更是获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并成功入选联合国全球重要农业遗产项目。作为著名侨乡，安溪是“衣冠南渡”与“下南洋”历史浪潮中的重要节点。随着先民远赴海外，安溪茶文化也沿着闽北、闽南、潮汕、台湾及东南亚五条路径广泛传播，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罗杨特别指出，19世纪，当闽北外销茶在英国与日本的东西夹击下陷入困境时，安溪茶却依托深厚的移民网络和稳定的东南亚贸易航线，独善其身，实现了“侨销茶”的稳定发展，并在此过程中衍生出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安溪侨销茶的传统，其核心正是茶史与移民史的深度交融，最终形成了“人茶共生”的独特文化体系，彰显了强大的生命力与适应力。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王赵远以“‘庙宇-博物馆’：马来西亚华人的遗产政治”为题展开探讨。马来西亚华人庙宇作为传承文化、提供身份认同的载体，在文化遗产观念普及和当地政治文化环境影响下，出现“庙宇-博物馆”这一新兴改造方式。他提出庙宇-博物馆表面是一种空间转化，实质上是借博物馆来重塑庙宇的过去。研究以吉隆坡师爷庙拓荒博物馆和马六甲勇全殿送王舡博物馆为案例，采用历史人类学方法从庙宇、博物馆及遗产政治三方面比较研究。随后，王赵远介绍，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由叶亚来于1864年创立，是吉隆坡现存最早的华人庙宇。发展过程中，信众从单一方言群扩大到整个华社，主要信俗活动中断多年后近年渐恢复。其拓荒博物馆2023年开幕，展示早期吉隆坡发展史及华族拓荒者在庙史中的重要角色，该馆设立是华社对马来官方宰制的回应，旨在展现华人拓荒者的贡献。马六甲勇全殿送王舡博物馆2020年2月开幕，筹建伴随马六甲“王舡庆典”从马来西亚国家遗产升级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王赵远总结到，华人“庙宇-博物馆”的出现体现了华人庙宇功能的延续与变迁。东南亚华人庙宇有多元社会功能，“庙宇-博物馆”是发挥纪念历史、保存文化等功能的新兴方式，并非传统向现代的简单转化，而应该被置于延续和变迁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
此环节中，八位专家学者分别聚焦“可移动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专题，围绕各自研究方向阐述了研究视角与方法，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与独到见解。
讨论环节的发言内容将陆续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