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向祖国 拓荒国羽
赵艾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人民体质的增强。毛泽东主席在青年时就深刻地意识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他曾在《新青年》杂志中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提出了“健身强国，全面发展”的观点。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便开始进行一系列的体育实践活动。1933年，毛泽东主席在《组织青年的体育活动》中，首次提出了“红色体育”的概念，越来越多的比赛、活动开始在各根据地举办。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曾多次号召，指出要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增强民众的身体健康。在这种背景下，国内体育事业开始起步。
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保存了一面特殊的队旗，它来自于一支由印尼华侨运动员临时所组建的球队，也正是这只球队中的队员后来改变了中国羽毛球的发展历史与世界地位。它的背后是归侨运动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拼荆斩棘，开拓新中国体育事业的感人故事。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羽毛球运动才刚刚起步。1953年，受到新中国的邀请，一支特殊的球队从印度尼西亚启程到中国观光、比赛。这支球队由50名印尼华侨运动员所组成，由领队方定埙带队回国参加在天津召开的全国篮球、排球、网球、羽毛球四项球类运动会。因为此次旅行是印尼华侨运动员首次回到新中国，所以在临行前，领队方定埙专门定制了“印尼华侨球队公约”来加强团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并由每一名运动员签名认可。这项公约共计九条，分别是“（一）服从团体的决议”、“（二）不做生意”、“（三）遵守新中国法律”、“（四）遵守运动道德”、“（五）不得个别随意发表团体消息”、“（六）不闹情绪不得任意做自由行动”、“（七）爱护公共财物注重公共卫生”、“（八）遵守集会的秩序”、“（九）凡违反公约经过劝告无效者交给团员大会处理之”。
图1：印尼华侨球队公约
由于办理回国的手续复杂，球队错过了在天津举行的运动会，改为在各大城市与当时国内的运动员举行友谊赛。在比赛之外，球队也受到了各地政府与群众的热情接待，他们受邀在祖国各地进行参观，了解当时新中国的建设情况。当时各地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情况深深触动了这些海外华侨。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何香凝还专门为球队题词，分别是“增产节约”与“劳动万岁”。
图2：1953年，何香凝为印尼华侨球队题字《增产节约》、《劳动光荣》
印尼华侨球队的领队方定埙对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就缘起于1953年的这场友谊赛。方定埙是一位曾经在印尼从事海外华侨教育多年的老华侨。由于热爱体育运动，他曾经在华侨学校担任体育老师，也曾在雅加达经营体育用品，一直致力于在当地华侨之中推广体育运动，在印尼华侨体育界有着很高的威望。作为一名爱国华侨，方定埙一直关注着祖国的发展，并且以各类方式在印尼华侨中传播祖国的动态与消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所创办的公司第一个在印尼销售新中国出版的革命书籍与刊物。
图3：方定埙，回国后曾担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委员、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副主席
印尼华侨球队回国比赛期间，方定埙结识了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他主动承担起了当时中国各类体育运动团、访问团到印尼交流的安保及后勤工作。1953年由贺龙带队的中国足球队赴印尼比赛，当时方定埙负责队员们的生活和伙食；1963年，由贺龙带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在印尼举办的首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方定埙负责团队的接待与安保工作。在一次一次的工作接触中，方定埙与贺龙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贺龙曾委托方定埙办理一项重要的工作——为新中国的体育发展挑选优秀的青年运动员。为此方定埙在印尼当地华侨中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由于绝大多数的华侨运动员出生在海外，从未到过中国，因此很多人对中国发展心存顾虑。为此，方定埙逐一与这些运动员沟通谈心，为他们介绍新中国的建设与目前体育发展的情况。为了能让运动员顺利的回国，他更是想方设法筹措资金，用以解决高昂的回国路费。在他的不断努力下，大约有300多名印尼华侨羽毛球、兵乓球青年运动员踏上了回国的旅程，这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打了一剂强心针。这些运动员弥补了我国单项运动的人才空缺，也带来了国外全新的体育竞技理论与实战技术。其中就有我国著名运动员林慧卿、汤仙虎、侯家昌、王文教、陈福寿、陈玉娘等人，他们曾多次在国际比赛中夺得名次，为中国争得了荣誉。
在这支印尼华侨球队中，还有两位优秀的羽毛球运动员，他们是后来成为中国国家羽毛球队总教练的王文教以及我国著名羽毛球运动员、教练员的陈福寿。王文教与陈福寿都出生于印尼，自小就开始打羽毛球。在上世纪50年代初，羽毛球运动在东南亚，特别是印尼、马来西亚的华侨社会中就已经相当普及。在这个时期王文教就已经获得过印尼羽毛球单打比赛的冠军，陈福寿也作为印尼国家羽毛球队的主要成员，在印尼已是家喻户晓。而1952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刚刚成立，当时我国羽毛球运动并未普及，竞技技巧处于较低的水平。在1953年的这场羽毛球友谊赛中，王文教、陈福寿以悬殊的比分轻松战胜当时中国羽毛球最高水平的选手，暴露出我国羽毛球竞技水平与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羽毛球技术的巨大差距。后来印尼华侨球队到达其他地区时，则将对抗赛改为表演赛。
赛后王文教与陈福寿对于中国当时羽毛球运动水平的落后感到深深的忧虑。虽然他们都出生在海外，但与很多华侨一样具有强烈的爱国心与民族感，加之感召于新中国对体育人才的求贤若渴，致使他们下定决心，只身回到中国拓荒羽毛球运动。在那个时期，归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需要面对的是与亲人的离别，是放弃已经取得的成就与地位，以及当时印尼政府的重重阻挠，但报国之志激励着他们毅然踏上归途。1954年，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施宁安回到国内组成了我国第一支国家羽毛球队。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国民经济处于恢复阶段，虽然国家队组建起来，但当时整个北京没有一个正规的羽毛球训练馆，球员们只能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仅有的一块场地里训练。
1955年12月，国家体委派出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施宁安这四名福建籍运动员回到福建省进行表演赛，这对推动福建羽毛球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1957年国家羽毛球队解散，王文教、陈福寿来到了1956年成立的福建省羽毛球队，当时球队的总教练林丰玉也是印尼归侨。在这一时期，我国几个主要城市相继成立的羽毛球队中归国华侨运动员均作为骨干力量。而伴随着我国竞技羽毛球运动协会的成立，中国羽毛球运动开始蓬勃发展。在归国华侨与教练员、运动员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羽毛球运动初步形成了竞赛体制，并吸取了国外的技术与经验，结合我国羽毛球的实际情况，通过对训练方法的不断探索与改进，使得我国竞技羽毛球运动迅速发展。
1960年，1962年，王文教与陈福寿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们对发展中国羽毛球事业的信心和决心也更加坚定，他们工作的重心开始转向培养下一代国家羽毛球运动员的方向上来。
20世纪60年代，由于国家经济面临严重的困难，使得羽毛球队的训练面临停训的窘境，国内羽毛球运动陷入低谷时期。福建省队被解散，王文教、陈福寿等被下放到福建西部的山区落户。直到1973年，王文教与陈福寿终于被调回北京，开始组建国家羽毛球队。
1982年，王文教出任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兼男队总教练，陈福寿出任女队总教练。在他们的带领以及运动员的共同努力下，从1982年至1992年的10年中，中国羽毛球队在汤姆斯杯赛、尤伯杯赛、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赛等世界重大赛事中共夺得59个世界冠军。并培养出汤仙虎、侯家昌、林建成、陈玉娘、李玲蔚等一大批优秀的运动员。陈福寿与王文教对于羽毛球事业的贡献，就曾多次获得国家体委、国际羽联的各类荣誉奖章。在2019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王文教“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图4：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王文教（左一）和队员在一起。
图5：1984年5月14日，中国女子羽毛球首次获得“尤伯杯”。陈福寿（左五）与李玲蔚（左六）及队友们一起欢呼胜利。
方定埙、王文教、陈福寿等归侨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与运动员队伍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奋力拼搏、拓荒羽坛的决心，也成为推动新中国体育发展的一股强劲且特殊的力量。据方雄普所著《华侨华人与体育杂谈》中的统计，在1956年至1979年的23年间，在国内及国际的重要羽毛球比赛中，归侨运动员获得的冠军有70多个，在44位归侨运动员中，有37位是印尼归侨。当时中国羽毛球运动的拓荒者绝大多数为归侨运动员，他们很多人自回国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很多人退役成为教练员后，便致力于接班人的培养与羽毛球运动的推广和传播，这使得羽毛球运动在中国从起步较晚到如今的蔚然成风，也使得中国在世界羽坛长盛不衰，薪火相传。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上个世界第一代归侨羽毛球运动员教练员抱着一颗赤子之心，毅然归国，拓荒国羽。在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与付出后，中国终于实现了国强民富、民族复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一批批归侨运动员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光荣使命，而在中国体育发展史册上将永远铭记归侨运动员的卓越功绩。
（作者系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服务部馆员）
参考资料：
1.《归国华侨史料丛书》北京篇 陈浩琦主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2.《华侨华人与体育杂谈》方雄普编著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3.《福建省羽毛球运动发展及持续发展研究》邵革新，张晓侠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Feb.2011 Vol.10 No.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