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雄“华侨博物馆与华侨华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总结
“华侨博物馆与华侨华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总结
 
张国雄
 
  “华侨博物馆与华侨华人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对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实地考察与大会学术交流的结合中结束了,大家应该都感觉有不小的收获,我想大家的感受是不是可以做如下的归纳。
  这次由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主办的“华侨博物馆与华侨华人研究”学术研讨会规模不小,来自北京、厦门、福州、泉州、广州、潮州、中山、江门、黑河、上海、太原、济南、南京、昆明、杭州、南宁、武汉、郑州等国内城市和美国、新加坡、英国、日本等国家的近70位与会者齐聚一堂,他们分别是华侨华人历史研究领域、华侨博物馆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华侨博物馆及侨联系统的实务工作者,大家对这次会议很重视,共有51位学者提交了48篇论文摘要参与研讨,围绕“华侨博物馆与华侨华人研究”、“华侨博物馆研究”、“华侨文物研究”、“跨文化与展览研究”、“华侨华人研究”几个主题展开讨论,发言者认真地阐述自己的学术见解,评论人负责地点评,大家从各自的角度积极提问、互动讨论,会风良好。
  对于五个方面议题研讨的成果,我以为是否可从如下两个方面来认识。
  (一) 博物馆视野下的华侨华人研究
  华侨华人的研究以往比较多地集中在历史学领域,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法学领域的学者介入,多有开拓。
  这次研讨会邀请中山大学特聘教授陈志明所做的《博物馆、文化遗产与华侨华人研究》主题报告,提出了华侨华人研究与华侨华人博物馆的关系问题。华侨华人博物馆与相关之文化遗产是海外华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收藏的族谱、侨批、信件以及相关文物都是研究华人移民史、文化适应、地方化进程以及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家乡之关系的宝贵资料,展现了海外华人的移民历史、创业经历、生产生计、宗教活动、文化传承以及与侨乡的关系。虽然海外的华人博物馆与中国国内的华侨华人博物馆在表述与侧重点上各不相同,但彼此均以多元多样的形式保存和展现了华人移民的历史记忆及其与祖籍地之联系。
  与会者提交的论文摘要及发言不少就是从博物馆的视野、博物馆的角度切入、立论的,带给我们很多新的认识。这里所谓的博物馆视野和博物馆角度,主要是指利用文物、展览资源,开展的综合性或专题性华侨华人研究。比如,暨南国际大学(台湾)历史学系李盈慧的《专业性与普及性:华人文物征集、历史研究与华侨博物馆的定位》、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程希的《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侨批业之视角》、厦门华侨博物院李丽的《华侨华人题材博物馆及其研究工作初探》、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博物馆白宪波的《论华侨博物馆的定位和藏品》等,主要是从博物馆的视野或角度切入、立论或结合博物馆业务工作来探讨华侨华人研究的相关问题的。韩山师范学院华侨华人研究所黄晓坚的《“潮人下南洋”创业史展的解读与探讨》、厦门华侨博物院赵宏伟的《从华侨博物院院藏文物看南侨机工的爱国情怀和抗战贡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陈业诗的《被忘却的纪念:马来西亚1985年华文教育资料展》、上海中国留学生博物馆李克欣和李欣欣的《浅析“祖国记忆——走近致公党留学生党员”专题展》、广东中国客家博物馆王秋珺的《华侨文物与华侨华人研究关系及相关问题研究——以梅州华侨文物为例》等发言,也都从华侨文物、华侨文献和华侨主题展等博物馆资源的利用让我们看到了华侨华人研究中一些新老专题进一步深入发掘和延伸拓展的多种可能性。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熊燕军和陈雍的《生态博物馆视野下华侨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察与思考——以筹议中的中国(隆都)侨乡生态博物馆为个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异虹和冯慧文的《中国春节海外跨文化研究》、云南省昆明市侨联毕娇娇的《论云南华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福建社会科学院华侨华人研究所张进华的《华侨华人文化遗产对于华侨华人研究及跨文化研究的意义》、黑河旅俄华侨纪念馆丁然的《华侨博物馆在当前华侨文化建设和人文交流中的意义》和福建省侨联李雨《以小见大 借力打力 华侨文化展示新思路—以福建华侨文化展示中心为例》则是基于华侨文化(遗产)的考察视角,讨论了华侨华人研究中的华侨文物与华侨(移民)文化保护和展示问题、跨文化的交流和研究问题。
  在这些讨论中,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施雪琴的《当代印尼华人历史纪念馆的兴建与华人集体记忆的重构》、南京工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薛莉清的《多样空间里新加坡人的身份迷思—晚晴园、虎豹别墅与吉门营房的空间比较研究》、中山市博物馆邓玉柱的《由馆藏华侨文物看华侨华人的中华文化认同—以中山市博物馆为例》、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柯木林的《宗风远鬯 与时俱进——新加坡宗乡总会对华族文化的贡献》和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陈永升的《“民族—国家”理论体系与华侨华人——以新加坡为例》,从不同角度加以了论述。施雪清的发言以渤良安基金会印尼华人历史纪念馆、客家博物馆、文登土生华人文化博物馆三个印尼华人历史纪念馆为分析对象,讨论了华人意识的复兴与印尼华人历史纪念馆之建立、华人社团与印尼华人历史博物馆之建立、华人历史纪念馆与印尼华人历史记忆的重建三个问题。薛莉清的发言通过新加坡晚晴园、虎豹别墅、吉门营房三个博物馆展览空间和展览方式处理的比较研究,揭示了新加坡华族在保持“新加坡人”国家身份的同时,对族群身份、文化身份的动态坚守,以及新加坡政府对华族身份资源的利用,试图厘清华族多元与单一身份认同的迷思。这些讨论都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在上述的研究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一个新的研究现象,即华侨博物馆本身成为华侨华人研究的资源和对象。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侨文物本体引发出一些新的课题和视角。比如,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王苍柏的《博物馆空间中的认同建构与表达》就是一个典型,他呼吁实现“移民研究的物质转向”,即把物质文化引入华侨华人研究,从博物馆和文化遗产的角度,推动和丰富现有移民研究(包括华侨华人研究)的发展。为此,他以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邮票上的华侨史》为分析个案,通过对历史语境中邮票展品、收集人以及两者之间互动关系的分析,改变以往只重视“人”而不重视“物”的倾向,探讨如何从物质文化的新角度,拓展和深化该领域的研究。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傅惠玲的《清末福建首家铁路公司股票浅析》,以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的清朝光绪三十三年福建省第一家铁路公司—商办福建全省铁路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为分析对象,揭示了近代福建名人陈宝琛等与海外华侨的历史渊源,揭示了华侨在福建近代社会公共事业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二是关注华侨文物背后的故事,广东华侨博物馆王明惠的《近代海上丝绸之路先驱张弼士》、张坚的《收集整理广西接待安置印支难民档案的意义及作用分析——以北海市侨港镇为个案》和广东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高东辉的《民国华裔外交官研究》等人的论文,都是在解读华侨文物“主人”的命运,揭示华侨历史的一个侧面。三是对华侨博物馆布展方式的分析。新加坡的晚晴园、虎豹别墅不仅是华侨建筑遗产,同时也是华侨文物,受到新加坡国家保护,这些华侨建筑遗产的空间处理和布展方式反映了怎样的华侨历史观、主题理念成为研究对象,也是让我们感觉到可喜的现象。
  从博物馆视野开展华侨华人研究,还得力于一支力量的成长,这就是华侨博物馆系统研究队伍的壮大。在这次的48篇论文摘要中,有16篇是来自国内外华侨华人博物馆研究人员提交的,其中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广东华侨博物馆研究力量的成长尤显突出。他们既接触侨史研究又接触华侨文物,通过对华侨文物这些第一手的资料解读来推动华侨华人研究,有他们独有的优势,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这也应该是华侨博物馆视野下的华侨华人研究能够持续发展的保障,值得期待。
  在华侨华人研究方面,这次还有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夏露的《闽粤会馆与越南华人的妈祖信仰》、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李章鹏的《鸦片战争时期清宫档案所反映出来的华侨情状及国家与华侨的关系》、浙江工业大学越南研究中心刘俊涛的《海外侨社、唐人街与移民的文化传承——以越南华侨华人的海神信仰为例》、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舒习龙《晚清粤籍日本华侨的商人网络与商会组织》、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华侨华人研究所吴元的《近三十年华侨华人经济研究文献综述—基于CNKI收录期刊论文分析》、长江师范学院李未醉的《明清时期东南亚华侨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中的贡献》、河南陈氏文化研究会陈瑞松的《华侨华人与根亲文化—漫话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血脉亲情》等,其中的一些研究者来自历史学科之外,为我们打开了多学科认识华侨华人的思路,带来了多学科的成果。
  (二) 比较视野下的华侨博物馆体系建设
  这次研讨会提交的研究成果是对国内外华侨华人博物馆建设的一次集中反映。
研讨会邀请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陆建松教授做了《如何提升博物馆的公共服务能力》主题报告。陆建松教授从博物馆的教育与展览两个方面,讨论现代博物馆应该确立的经营理念和服务意识,并阐述全面提升博物馆展览水平以及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的具体举措与思路。他指出,为了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提高博物馆经营绩效,中国博物馆必须改变“重展”不“重教”的落后局面。博物馆不仅要做好展览,还要围绕或配合展览、收藏和研究等开展一系列延伸教育和拓展服务,例如示范表演、探索活动、专题讲座、视听欣赏、动手做、研习活动、知识竞赛、知性旅游、学术讨论会、出版刊物、咨询服务等,以满足观众的多样化和多层次需求,推动博物馆实现教育功能最大化。陆建松教授的主题报告帮助我们认识到博物馆发展的趋势、规律和功能转变的时代要求。
  虽然在全国四千五百多座博物馆中华侨华人博物馆仅仅二十余座,还是一支弱小的力量,与华侨华人在民族发展、国家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民族复兴中的战略地位不相符,发展空间还很大;当然,这支力量毕竟也使我们更好地发掘和整合华侨博物馆与华侨华人研究的资源,开拓和创新华侨博物馆研究与华侨华人研究有了一个基础和开端。作为中国博物馆体系的一个类别,华侨华人博物馆同样面临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责任,如何适应博物馆发展的趋势,按规律建设,是华侨华人博物馆建设面临的任务。综合大家对华侨华人博物馆建设的讨论,我以为华侨华人博物馆体系建设的课题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
  这次研讨会我们看到一些华侨博物馆工作者对华侨华人博物馆建设的总体思考,并梳理了华侨博物馆的发展历史。比如,广东华侨博物馆张康庄的《当前华侨博物馆建设发展的现实选择和规律探讨》、广东华侨博物馆陈宣中的《华侨博物馆发展刍议》、华侨博物院潘少红的《建国初期博物馆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一个实践:以华侨博物院为例》等,尤其是潘少红的发言,对建国后博物馆话语的形成与实践及其影响,对华侨博物馆建设的倡议者、设计者、赞助人(陈嘉庚先生为首的三十多位海内外侨界人士)的建馆理念,对华侨博物院作为由华侨集资兴建的公共文化空间所承担的功能,对厦门华侨博物院作为民办公共博物馆得以成立的象征意义和政治内涵等方面进行的思考。虽然这些分析还比较粗疏,认识还有待深入,但是这种对华侨博物馆建设的整体思考还是有价值和值得鼓励的。1959年陈嘉庚先生倡议、设计、建设的厦门华侨博物院建成开中国大陆华侨博物馆建设之先河,长期以来,厦门华侨博物院在国内一花独放。改革开放之后,广东、福建出现了兴建华侨博物馆的热潮。到2014年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建成是这个热潮的阶段性成就,中国大陆终于有了国家级华侨博物馆,实现了陈嘉庚先生当年的心愿,从此形成了中央、省、地方三级华侨博物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不仅有中央、地方的以华侨华人历史和现状为展示内容的综合馆,还有留学生馆这样的专题馆,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苗丹国、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外国语学院管秀兰的《从中国内地留学类博物馆、纪念馆、留学展的现状看创建“中国留学博物馆”的时代需求》就讨论了这类专题馆的发展现状。同时,美国、日本、新西兰等国家的华侨华人博物馆也相继建设,日本神户孙文纪念馆蒋海波的《日本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历程和展望》、现任职于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的台湾学者陈琮渊的《砂拉越华人民间文物馆的发展与社会功能——兼论在地史料的跨学科分析应用》,以及施雪琴的《印尼华人历史纪念馆与当代印尼华人集体记忆重建》等就让我们了解了海外华侨华人博物馆的一些情况。结合这个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这几位华侨博物馆研究人员对华侨博物馆发展整体思考探索出现的必然性了。
  中央、省、地方华侨博物馆层级的形成,也自然带来各自在华侨华人博物馆体系中的地位和职责问题。李盈慧的《专业性与普及性:华人文物征集、历史研究与华侨博物馆的定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了她的思考:“在首都北京建设起来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究竟想在诸多华侨博物馆、文献馆之中,起到什么作用?厦门已有由陈嘉庚主导的华侨博物馆,广东和福建各地也有若干华人领袖的纪念馆、文物馆,那么北京的华侨博物馆如何有别于侨乡的各类博物馆?又如何创造自己的独特风格?北京并非侨乡,馆藏的文物、文献也并不多于侨乡的广东和福建两省,那么首都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如何自我定位呢?”为此,她从“专业性与普及性”两个方面来讨论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未来走向和角色定位。希望从文物征集、研究等方面更多入手,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建成兼具“专业性与普及性”的优质博物馆。李盈慧教授提出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地位的命题,引起我们对中央、省、地方华侨华人博物馆地位和作用的思考。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面向全国观众、面向全世界华侨华人,是国家馆,她的陈列展示代表的是国家对华侨华人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历史贡献的国家评价,研究和收藏讲究全面性和完整性;她代表国家承担制定全国华侨华人博物馆发展规划、文物分类、文物定级等专业技术的任务,肩负着引领全国华侨华人博物馆发展的使命。
  省、地方的华侨华人博物馆相对于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来讲,都是地方馆,主要面向本地观众,其次面向外地游客,重在地方历史文化的展示,是塑造城市形象,推广城市文化品牌,培育和提升地方软实力的重要抓手;其文物征集、收藏以本地为主,不仅应注意对华侨华人文物的征集,还要兼顾地方文物的征集、收藏;陈列展示不求全面,需注重突出特色和亮点;其研究也不求全面展开,重在专题,与国家级华侨博物馆相比,更应重视侨乡的研究和展示。
  国家级和地方级华侨博物馆的不同地位和职责,自然会在文物收藏、学术研究、文化展示等方面表现出来,同时都必须要有“魂”,这个“魂”就是贯穿陈列大纲的编制,陈列方案的制定,文物的挑选,说明文字的撰写的一条红线。这需要我们对华侨华人历史文化有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全面把握和认识,需要有扎实的研究基础,需要我们了解非正规教育机构的特点,需要我们有了解观众心理和行为的“问题”意识,从而才能确立“故事”的主题和讲“故事”的方式。这个“魂”不仅保障展示陈列的质量,而且博物馆的部门设置、职能分工、运作机制构建、人员配置等方面都应该依次为引导。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泓明的《试析华人华侨博物馆中的国家与乡土要素》就触及到这方面的问题。
  文物征集是华侨博物馆最重要的基础建设之一。这次研讨会也进行了专题的讨论,比如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徐云的《华侨民间文献收藏刍议》、泉州华侨历史学会黄清海的《东南亚侨批的征集与研究》、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王怡苹、文雯的《海外华侨华人之中华文物回归捐赠及其文化意义》、美国华人收藏协会秘书长招思虹的《“金山之路”读者慈善团队对华侨历史博物馆建设的时代担当》等都讨论了华侨文物征集的艰辛、途径、办法和原则。
  这次学术研讨会还对华侨文物的鉴别、分配、定级等基础性技术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程希、陈永升、王晓靖的《关于开展华侨文物鉴选、分类、定名及定级参考标准研究的几点思考》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建议很有拓展性,他们提出以制定《华侨文物鉴选、分类、定名及定级参考标准》为目标,开展以此为课题的专项研究,主要研究和解决华侨文物的概念与定义、华侨文物鉴选的华侨史研究基础、华侨文物分类与定名的原则、华侨文物的征集范围与征集重点、华侨文物特色系列的构建与主要征集途径、华侨文物定级的依据、生态博物馆理念下侨乡历史文化遗存的抢救保护与开发利用、如何基于华侨文物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教育价值的开发利用而实现为侨服务与为公众服务的结合等关键问题,这些设计很具有启发意义,是后续工作的重要基础。
  根据以上几个方面的归纳分析,我以为华侨华人博物馆体系建设的命题应该可以确立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次很有质量的学术研讨会。她的高质量不在于提出了多少高质量的结论,而在于提出了事关今后华侨博物馆发展的重大议题,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期待下一届的学术研讨会在这些方面有新的进展。
 
2015年11月29日